在褚時健眼里，經營任何生意，一把手心里都要會算賬。這個賬不是事后財務部門給你的，而是事前企業家自己估算的，不一定特別精確，但一定大致正確。做任何決策之前，都要算算這項決策實施下來會產生多少成本，帶來多少收入，會對利潤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多久、多大程度的影響。不然的話，稀里糊涂做事，企業虧損都不知道虧在哪里。
1.做好任何事都要學會算賬的習慣
褚時健13歲時就開始幫助父親算賬。他的父親是一名為舊錫礦供應木材的商人。父親有時候進山收木材，如果碰到褚時健正好周末在家，父親就會扔一把尺子給他：“走，和我進山去。”褚時健能幫父親的地方很多，丈量木材、搬挪裝運、分類算賬，特別是算賬。父親發現兒子心算比自己還好，每次兒子跟著進山，這趟活就會干得又快又好。
十五歲，褚時健主持家里的酒坊的時候，開始獨立算賬。他會隨時用本子把一些數字記下來，比如700斤苞谷原料，大概要燒1500斤柴火，兩斤半苞谷大概出一斤酒，苞谷大概合算多少錢，柴火多少錢，釀出的酒賣多少錢，花多少錢請小工挑到集市，他都一筆一筆記好、算好。大概是因為當年認真，即便年過80歲后，褚時健還清晰記得這些數字。“搞物質生產，就是消耗要低，質量要好。成本核算和產品質量都非常重要。不管什么事，你要先搞懂才做，不懂的事，先向別人學習。不然，你虧本了都不知道為什么。”
上中學的時候，褚時健因為擅長精打細算而被老師和同學選作生活委員，專門替同學們管一日兩餐。當時學校的制度是學生自己管理伙食，學校的事務主任每周把學生的伙食費收上來，余下的收支記賬、采購原料的事情，都是伙食委員負責。同學們認可褚時健的聰明和辦事效率，就一起推薦他做伙食委員。褚時健上任之前先去市場晃了幾天，到處看、到處問，然后走馬上任。同學們問他到市場晃什么，褚時健說看看哪里的米好，哪里的價格便宜。褚時健發現以前同學們吃的米要么是泡過水的，要么是被添了白石粉的。他還發現昆明市場的大米價格每天變化很大，早上人少、米好、價錢低，中午價格就高一些，下午米就差一些。于是褚時健就在每周收到伙食費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帶著助理趕往市場，趁著米好價格低的時候一次性買夠一周所需的大米，同樣的價錢，買到的米幾乎是后面來的兩倍多，而且米還好。褚時健當伙食委員的時候，學校的食堂很受歡迎，米好、量足，國家危困時期，一群窮學生還能夠吃飽肚子讀書，簡直就是夢想照進現實！仗著褚時健的精打細算，同學們吃了兩學期飽飯，當他想要退下來歇一歇的時候，大家都不同意，剛卸任幾天又被同學們推選上來，繼續當家！
2.從效益出發才能抓住經營的牛鼻子
剛到戛灑糖廠時，褚時健雖然之前在紅光農場用土法做過糖，但對于較大規模的機械化制糖，基本上還是一個門外漢。但是，褚時健經過一個多月的訪談、觀察、計算，很快就找到制糖的門道，并找出了戛灑糖廠多年來持續虧損的關鍵。經過反復的核證、推算，一個月后，褚時健把糖廠22個榨糖點的負責人聚在一起，開了個生產會，說了一下自己的想法：“我們為什么年年虧損？主要是因為成本核算沒搞好。”他掏出一個小本子，給大家算了一筆賬：“現在100斤甘蔗才出9斤糖，一斤糖的燃料要5斤4兩褐煤，9斤糖的總收入，還包不住100斤甘蔗和5斤4兩褐煤的成本，再加上人工費、運輸費、機器損耗費，我們不虧哪個虧？”糖廠的人當時都傻眼了，他們干了這么多年，一切都是稀里糊涂的，領導天天忙于政治運動，也沒工夫算這個賬。新來的副廠長才一個月就找到了虧損原因，牛！
找出了虧損的主要原因，解決虧損問題就不會太難，褚時健從提高甘蔗的出糖率和降低燃料消耗兩個方向尋找辦法，通過增加壓榨滾筒和溫水洗糖的辦法，把出糖率提高，通過更換燃料，用干蔗渣熬糖，把燃料消耗降低，不到半年，糖廠就擺脫虧損。
褚時健作為一個門外漢，為什么能夠快速找到虧損的原因，并快速解決問題？在他本人看來，并沒有什么神奇的。一個人只要有經濟效益意識，就自然而然會關注企業的盈虧，關注企業盈虧就會關注影響盈虧的各種因素，順著影響盈虧的各種因素倒推，順瓜摸藤，推著推著就會找到企業盈虧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不同的行業雖然具體的影響因素不一樣，但大同小異，關鍵要把經濟效益作為思考經營問題的原點。
3.一次性的大支出要學會算細賬
褚時健在玉溪卷煙廠花的第一筆大錢是進口MK9-5型卷接機，當時的價格是261萬元，幾乎是天價，而且當時企業掏不出這么多錢，還要通過貸款來買。當時的很多人，包括廠領導班子成員，都認為，不如增加10臺或20臺“新中國”牌卷接機，更穩妥一些，因為一套MK9-5差不多相當于 60 臺“新中國”的價格。但是，褚時健讓卷包車間的副主任喬發科當場給廠領導班子仔細算了一筆賬：引進一套MK9-5，每分鐘卷煙5000支，是以前的4倍；單箱卷煙耗煙絲45公斤，以前是60公斤，省煙絲15公斤，按每公斤5元計，一箱煙節約人民幣75元。各項算下來，使用這種機器后，如果每天生產50箱煙，每月將節約8.5萬元。MK9-5可以增加過濾嘴，加上一個過濾嘴后，紅塔山的價格會調高3角錢，從5角1分錢漲到8角1分錢，一條煙的售價能增加3元錢……喬發科最后給出了一個結論：如果啟用這種機器，算上節約的成本和增加的收入，只要短短三四個月，就能還清貸款。聽了喬發科的測算，大家沒了爭議，最后投票，一致同意褚時健的提議。
在1984年引進成套設備的時候，褚時健要花的錢更多，當時云南省能給玉溪卷煙廠的最大額度外匯貸款是1000萬美元，褚時健準備足額申請。當褚時健和總工程師李振國趕往昆明參加申請會議時，聽說很多企業害怕風險，不敢要太多貸款，貴州卷煙廠甚至放棄了自己的額度，昆明卷煙廠也將自己的額度大幅降到80萬美元，于是，按照計劃劃分的外匯貸款就多出了1300萬美元的額度。中午會議休息時間，褚時健把李振國拉出會場，走進附近一家小飯館，說：“老李，我倆馬上算個賬，我們把2300萬美元貸款都要過來行不行。” 沒紙沒筆，褚時健和李振國就一人一根筷子，蘸了碗里的米湯就開始在桌上算賬：如果追加貸款，能引進什么設備，能產生多少增收，玉溪卷煙廠如何還貸，需要多長時間……兩人把數字寫得一桌都是。當米湯汁鋪滿了大半張桌面時，褚時健和李振國回到會議現場，告訴主持會議的領導：“我們追加額度，共申請2300萬美元的貸款。”玉溪卷煙廠這么大的胃口讓云南省委的領導都大吃一驚，計委的領導更是擔心風險太大，遲遲不敢批。不過，褚時健心里的賬已經算清楚，用2300萬美元貸款引進企業生產急需設備，短期可以增收節支還貸款，長期可以奠定玉溪卷煙廠在行業中的技術領先地位，無論大賬小賬，都是穩賺不賠的，他鐵了心要爭取到。褚時健軟磨硬泡四個月，最后給副省長朱奎和省計委立下“軍令狀”：保證三年還清外匯貸款，利稅每年遞增1億元。
正是這一次大規模成套設備引進，使得玉溪卷煙廠一下子在技術上領先全國。2300萬美元的設備投入，當初每年遞增1億元的利稅承諾，實際的經營效果是1987年利稅7.63億元，較上年增長 49.7%；1988 年利稅11.9億元，1989年利稅20.3億元。事實證明，褚時健的賬算的比誰都清，當時的2300萬美元雖是很大一筆款，投資先進設備卻完全沒有風險！
4.持續性的繁雜支出要學會算大賬
相比兩次大的設備引進整體大手筆的支出，煙廠的“第一車間”建設則是長期的、持續的、名目繁雜的各種支出。為了鼓勵煙農按照煙廠要求的方式種煙，褚時健當時給煙農定了幾項政策：煙廠提供給煙農的肥料必須平價；凡屬于烤煙種植過程中煙田修的道路或水池水庫，一律煙廠出錢；烤房的新建、改建也由煙廠給予相應補貼；煙農種煙所需薄膜、地膜、營養袋等均由煙廠出錢。為了激發農民種煙的積極性，褚時健不斷加大對煙農的補助力度，甚至將卷煙廠的相當一部分利潤也拿出來作為補助發放給廣大煙農。不僅僅補助金額每年大幅增加，褚時健還想辦法提高煙草收購價格，因為當時煙草價格由國家統一定價，個人和企業無權私自調價，褚時健就想出很多種價外補貼的辦法，貨幣、農資等等。
在對煙農進行大量補助期間，煙廠的不少管理干部很不理解，覺得補貼項目太多，補助費用過高，成本上不劃算。褚時健給他們大致算了一筆簡單的大賬，立馬讓所有人茅塞頓開。國家收購煙葉一般是9元的平均價，但玉溪卷煙廠加上各種補助的收購價基本到了16元，特殊的高質量煙葉還能到一公斤20元，各種支出匯總大概是其他煙廠的1.5倍到2倍。不過，因為我們的煙葉等級高，質量穩定，在市場端，玉溪卷煙廠平均一公斤卷煙能賣到220元，而別的生產廠家一公斤卷煙平均也就賣到40元，收入大概是其他煙廠的5.5倍。“我每付出一分成本，利潤就會增加兩三分，要不要給煙農補貼，哪個劃得來？你們自己算算。”補貼煙農，簡直就是一本萬利！
關于補貼煙農的賬，褚時健從另外一個角度給當時的國家財政部部長劉仲藜算過一次。煙廠給予煙農一元的補助，將會給政府財政帶來五元的利稅回報，如果財政部能夠同意將煙廠對于煙農的補貼投入計入稅前成本，那么煙廠交給國家的稅收增長每年不會少于10億人民幣。最善于算大賬的劉仲藜部長聽了褚時健的算法，當時沒有表態，第二天財政部以書面形式給了玉溪卷煙廠一個回復，同意煙農補貼計入稅前成本。
5.會算賬才能產生洞察力和超前的決策
1988 年褚時健和副廠長喬發科在《云南煙草》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有這么一段話：“我們主張，優化濾嘴煙和名優卷煙在我省卷煙中的比例，是云南卷煙工業發展的首選目標。”當然，這也是褚時健心中玉溪卷煙廠的首選目標。褚時健與喬發科提出這個觀點，是基于對1988年玉溪卷煙廠的紅塔山、阿詩瑪、紅梅三種煙利稅貢獻的比較。1988年在產量上，紅塔山是19萬箱，阿詩瑪是25萬箱，紅梅是40萬箱；在單箱利稅上，紅塔山是3709.72元，阿詩瑪 2920.90元，紅梅是1411.45元；在單箱利潤上，紅塔山是602.09元，阿詩瑪是337.03元，紅梅是335.55元。從數據中會發現，盡管紅塔山的產量最小，但在單箱利潤和單箱利稅上，卻遙遙領先于阿詩瑪和紅梅。看清這組數據后，褚時健毫不猶豫開始加大紅塔山的生產。這一決策的效果大約在三年之后開始持續爆發，威力一發而不可收，199年，紅塔山單品牌利稅達到25.5億元；1992年上升為32億元；1993年繼續上升，達到45億元，創匯1.5億美元。等到別的對手反應過來也開始調整產品結構的時候，玉溪卷煙廠已經一騎絕塵，遙遙領先。
2002年，上海的磁懸浮列車剛剛面世時，褚時健看著新聞中的數字，對身邊人擔憂地說：“怕是以后它的生意難做。”他的理由就是磁懸浮列車的成本太高，30公里花了89億元，成本高必然導致后面的票價高，不會有太多人去消費。如此一來，國家就要貼著錢運轉，時間長了，虧損無法承受，收回成本、贏利就很是問題。“我們搞經濟的人會先問一問成本多少。”他說，“不問問成本多少、利潤多少，最后市場會把它滅掉。”
褚時健用他自己的算法，常常得出別人好多年后才看明白的結論。
6.培養合格的經營者，先從學算賬開始
在玉溪卷煙廠期間，大家很怕和褚時健坐在一輛車，褚時健打發路途時間的方法就是盤問各種數字，大家形容褚時健腦子里有一臺高配置計算機，一塊煙田多少產量，一年施肥投入給煙農多少補貼，收購其煙葉多少，煙廠能收入多少，利潤會是多少……從頭到尾，褚時健能氣定神閑地坐在座位上，靠心算就給同事們一筆一筆算下來。玉溪卷煙廠的很多管理干部，褚時健的很多得意弟子，都是在褚時健多年的數據盤問中成長起來的。
為了培養下一代的經營意識，褚時健總在有意無意影響李亞鑫（外孫女婿）和圓圓（外孫女），有時和他們一起出門吃飯，米線店、包子鋪……在小店里他總要和這兩個小輩粗略算上一筆賬，菜價、客流、房租、工資、原料，看看小店掙不掙錢。圓圓和李亞鑫從加拿大留學回來后曾經想做電影院的投資。因為在加拿大習慣了去電影院看大屏幕電影，回到玉溪后發現，不僅玉溪，連昆明都還沒有IMAX(巨幕電影)，兩人就想在玉溪也搞一家電影院。褚時健一點不排斥他們的想法，相反搬了椅子和兩個人一起坐到桌子邊，在紙上把電影院的客流量、一張電影票的分成、
電費、人工、裝修、五年的折舊，林林總總全部算了一遍。最后三人得出結論，在玉溪投資一家電影院是完全能掙錢的，褚時健也愿意拿出錢來入股。只不過后來兩人因為加盟褚橙事業而沒有付諸實施。
一個企業家，無論在什么行業，無論經營多大規模的企業，都要有經濟意識和績效意識，都要在決策時學會算賬。一項決策，需要投入多少資源，能產出多少收入，從利潤的角度看，值不值得做，都要有一個認真的考量。這種考量需要企業家自己去做，有時候也需要類似于總工程師、車間主任、總經濟師、總會計師的幫助。但是，最主要的，是企業家自己的經營意識。企業家要把企業效益作為考慮任何問題的原點，從原點出發，合理使用、調配企業所擁有的資源。人財物資源，不貢獻效益的投入，哪怕再小，都是一種浪費；能帶來效益的投資，哪怕再大，有時候甚至是貸款，都不需要過分擔憂，都可以大膽地投。
始終保持績效意識，常常能使一個管理者富有遠見和洞察力，能夠看到別的管理者看不到的長周期的回報，能夠看透紛繁復雜的利益關系中的關鍵。
企業家有卓越的績效意識，企業才可能有卓越的績效。